[摘要]所謂“閑云野鶴”者，也決非空睇風云，長唳無已，而是對眼下急功近利狂躁進取的一種間離，對煢迷鬧汩的一種自我惕勵罷了。

常常要填各種表格，學歷一格非常狹小，一般只容得下兩個漢字，像我這種“文革”前本科五年（實際勞動一年半左右）+ 研究生三年（又因師資緊張，奉派每周上16節(jié)課，最后僅有8周寫論文）的算什么學歷？我知道與我類似的有些人就填“碩士”，這在海外也不算稀奇：你找一個由人家教育部認可的律師，寄去文憑、著作一覽表和出版物有你大名的首頁，付100多塊美金，照樣可給你做成ph.d. equivalent (相當于哲學博士)。

我在填表的時候總還是老老實實寫上“文革”前研究生。2010年的學生畢業(yè)典禮上，還是生平第一次穿袍戴帽。

1962年，陸谷孫和父親陸達成合影。當時陸谷孫開始攻讀研究生。

1978年，“文革”后第一次提升職稱，那時我38歲，正在校外編寫《英漢大詞典》。從校內傳來消息說，我跳過講師，被破格提升為副教授。正在真假莫辨時，又有消息傳來，說是同批提升副高人中，一位英二那年教過我的老師，時年54歲，去黨委興師問罪，說不能與自己學生為伍，要求或是把我拿下，或將他“扶正”。提升的事，遠在借淮海路社科院一隅編寫詞典的人都未聞其詳。

破格提我，說實在的，大出意料；將我拉下，順理成章。我記得當時就是這樣向上面表態(tài)的。后來聽說主張?zhí)嵛耶敻苯淌诘闹饕�根據，一是《新英漢詞典》主要設計者和定稿人之一的資歷，而這部編成于“文革”的詞典，并未隨著“四人幫”倒臺被掃進歷史的垃圾箱，且在國內和東南亞賣得不錯；二是我所在的外文系以外的單位，有資深人士竭力舉薦，說我在“文革”中為“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研究所”、“自然辯證法”小組等機構翻譯了數以百萬計的文字，有的印成大字本呈上（“上”達何人披閱至今不知），有的與尼克松訪華這樣的國家大事有關。那時翻譯無名無利，譯出數量又巨大若此，想來知情人可能覺得給這個譯者一點報償也不為過吧。這些提攜我的資深知情人中，是不是可能有新聞系的鄭北渭先生和經研所的余開祥先生，我并沒去打聽，更不會像今人那樣送禮“拜碼頭”，反正本單位以外的呼聲，似乎是決定我最后破格提升的主要權重。

以今天的標準衡量，一個詞典，一個翻譯，全不入流；另外用筆名寫過一篇題為《從動蕩的美英資本主義社會看當代英語》的文章，雖有萬字的長度，全是羅列語言事實，資料堆砌而已，不要說“卑之無甚高論”，實在全然無論，這副教授提得確實不稱。破格提升后，人模狗樣地被邀往江西大學、杭州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處“講學”，肚子里本來就這么點貨色，當然還是以提倡實用為主，最多涉及一點葉斯珀森與杰斐理·里契來華之后開始“惡補”的交際語法之比較而已。那些小兒科的東西，在語言學家楊惠中教授和老友任紹曾兄面前擺弄，不啻是“不自量力”，“班門弄斧”。

時光荏苒，副教授混到了1980年元月。這時，教育部不知哪個管事的突然福至心靈，下達一個什么鳥通知，說是全國45歲以下的英語教師都要參加一次“托福”考試。我才40，自然逃不過�？墒钱敃r連“托福”是個啥東西，多數人都還稀里糊涂。記得當時滬上年輕的副教授，就區(qū)區(qū)和華東師大的萬培德兩個，老萬好像年齡過線，可以豁免，那么我就是這次非參加不可的“托�！笨忌�中唯一一名副教授了，考得不好，豈非顏面丟盡。兼之輪到考試那天，適逢我二姐剛剛去世，陰雨不止，天人共哭，正是“腸一日而九回”之際。硬硬頭皮考“托�！钡慕Y果，據說是得了627分，與四年級學生張國強并列（聽能還考得不如張生，慚愧）。Whew！但是，若又以今日標準衡量，一個“托�！逼瞥煽兯闶裁矗�更何況離開滿分還有距離（當年滿分應考幾何，今日已忘）。以實用能力為依據提升英國語言文學副教授，自然失之偏頗。話說回來，一味注重談虛言玄，根本不管當事人英文的實用能力，聽、說、讀、寫、譯尚未過關，急奔偏狹學術的某扇小門而去，不死即僵，怕也教不好學生。

1985年，我在美國加州伯克利做富布賴特學者時，消息傳來說，我已提升為正教授。圍繞此番提升，有沒有是非齟齬，一概不知。倒是后來1993年提博士生導師時，我知道外文系學術委員會是沒有通過的。我?guī)煶逃昝裣壬�當時是這個學術委員會的主任。據說是他把我的落選情況提到了校學術委員會，請求復議。以老校長謝希德為首的幾位專家學者以復旦僅有《歷史地圖集》和《英漢大詞典》兩項得國家社科一等獎為由，認為陸某合格，這才硬生生給拔上去的。（今天看來，如此做法全然不符“程序民主”。）我有自知之明，這頂帽子戴著就是不舒服，一有機會，必將這番原委，宣示他人，在全系教職工大會上也“坦白”過，直至今日。

《新英漢詞典》同仁合影，左起：陸谷孫、薛詩綺、葛傳椝、雷烈江、吳經訓 資料圖

不舒服歸不舒服，我從1993年到現在，共帶過11名博士研究生和8名碩士研究生，其中4人先碩后博，1人中輟�！巴瑢W少年多不賤”，雖說我教給他們的東西有限，這些學生都大有出息。有的經過合法程序（指與我提升相比）當上了博導；有的活躍于國內外的雙語辭書界；有的成了上海灘頂尖同傳；有的于我雖是“庶出”，在北大這樣的一流學府編出英國十五大家的選本，從人文關懷轉而戮力于今日中國之思想基礎建設；有的在國外一個月精讀喬伊斯，償我屢讀屢輟的遺憾，代我還去心愿。距我最近的一位，在完成博士學業(yè)之后，經過試教與人pk，留校任教。他從我這兒學去一樣不太合乎時宜的東西，就是想做閑云野鶴，教好書的同時，讀一輩子雜書，以助教或講師終老，甚至給發(fā)配去當圖書管理員，都無所謂。要他服從今日國內學術界橫行的或顯或潛的規(guī)則，他覺得有悖真正的學問之道；要他跟著人事部門的指揮棒轉，心有不甘，認為違反他讀書的初衷。

我在這里把自己提升的真實情況寫出來，無非表明一點：我當年提副教授就有爭議；提博導更是硬性擢拔；如以今天的標準度量，無一合格。但即使職稱的光環(huán)去盡，我還是我：書還是愛讀的，文章還是要寫的，人文關懷不會失落，學術的熱烈追求和思辨的縱深薰修永無止境。所謂“閑云野鶴”者，也決非空睇風云，長唳無已，而是對眼下急功近利狂躁進取的一種間離，對煢迷鬧汩的一種自我惕勵罷了。(文/陸谷孫)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