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九經曾在日本大谷大學就讀，曾是日本著名學者鈴木大拙的弟子，一直傾心于佛學及佛教史研究。他之所以能登門訪求胡適的《楞伽師資記》影印本，很大程度上與其師和胡適在學術的交流共鳴有關。

《楞伽師資記》是中國內地久已失傳的佛教史書，其內容僅存留于敦煌莫高窟的唐代寫本中，后被斯坦因與伯希和分別劫掠至大英博物館與巴黎國立圖書館。1926年秋，胡適赴歐洲出席“中英庚款委員會”會議之際，在巴黎和倫敦閱讀敦煌卷子時，首次發(fā)現(xiàn)《楞伽師資記》的唐代寫本，頗感其內容罕見，史料珍稀。于是自費將其全部影印下來，帶歸國內，以備研究。

圖片來源網絡。

事實上，胡適發(fā)現(xiàn)的《楞伽師資記》唐代寫本，總共有三種（S.2045、S.4272、P.3436），都不是全本，或多或少都有殘缺。此三本中，大英博物館的S.2045與S.4272首尾俱殘，巴黎國立圖書館的P.3436首殘尾全；三本相加，除首部序文略殘外，基本可以復原全書面貌。但胡適歸國后，忙于文教事業(yè)與社交活動，并無精力與時間將上述三種寫本加以�？闭�理。匆匆五年過去，胡適的這一重大學術發(fā)現(xiàn)，還只停留在他的日記與論文中，始終未能有一部《楞伽師資記》校印本面世。直到1931年，一位朝鮮學者登門訪求胡適的影印本，該書的校印出版計劃方才開始推進。

這位朝鮮學者名叫金九經（1900—1950），原在朝鮮漢城帝國大學任教，于1924年來到中國北京，曾入住“未名社”。1925年至1928年間，他又在北京大學任講師，講授日文和朝文，這期間還曾與魯迅有過交往。但殊不知，金九經還曾在日本京都的大谷大學就讀，曾是日本著名學者鈴木大拙（1870—1966）的弟子，一直傾心于佛學及佛教史研究。他之所以能登門訪求胡適的《楞伽師資記》影印本，很大程度上與其師鈴木大拙與胡適在學術的交流共鳴有關。

原來，1930年鈴木大拙用英文寫成《楞伽經研究》一書，在英國倫敦出版。不久，他即將此書從日本京都寄贈北平的弟子金九經。金又將此書贈予胡適，“請其批評，私意欲期中日學者之互相溝通也�！焙�適讀罷此書之后，于1931年1月2日復信致金，稱“鈴木先生的楞伽研究，已讀了一部分。他的工作是很可佩服的。有一部分的見解，他和我很相同”，但同時又稱“有些地方，我不能完全同意”。因為胡適認為，鈴木大拙沒有看到過《楞伽師資記》的唐代寫本，得出的學術觀點還不夠全面。同時，胡適也表達了他作為后輩學者的謙虛，稱“我本想做《楞伽宗考》，至今未成；俟定居后，當續(xù)成此書，請鈴木先生指正�！闭�是在這種情形之下，鈴木大拙向胡適推薦金九經校印《楞伽師資記》，以便中日兩國學者在學術研討領域有一部可供參考的“定本”。

1931年11月15日夜，胡適為《楞伽師資記》校印本撰寫的序言終于完稿，開篇即提到金九經借去影印本校印，又讓他再�？迸c寫序的整個過程。原文如此：“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九月八日，我在巴黎國立圖書館讀了楞伽師資記，當時我就承認這是一篇重要的史料。不久我回到倫敦，又在大英博物館讀了一種別本。這兩種本子，我都托人影印帶回來了。五年以來，我時時想整理這書付印，始終不曾如愿。今年朝鮮金九經先生借了我的巴黎、倫敦兩種寫本，校寫為定本，用活字印行。印成之后，金先生請我�？绷艘槐�，他又要我寫一篇序。我感謝金先生能做我所久想做的工作，就不敢辭謝他作序的請求了。”看來，金九經在“事變方殷”的情形之下，“特事特辦”，采取了先將正文校印出來，分頭送至鈴木大拙與胡適兩處，讓他們再�？币槐橹�后，方才最終排定正文，再等胡適序言一到，即可付印了。

雖然胡適的撰序終于完稿，但“九一八”事變爆發(fā)之后，因局勢所迫，在北平校印《楞伽師資記》之事仍不得不中止。直到1933年，金九經主持的以校印古本佛教史料為主的“姜園叢書”陸續(xù)面市，該叢書中的《校刊唐寫本楞伽師資記》終于在沈陽得以印成。在此之后，《�？�唐寫本楞伽師資記》成為東亞學界在研討佛教史時，普遍使用的一種“定本”，這一版本通稱為“姜園叢書本”。（文/肖伊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