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學雜志要靠財政撥款來漲稿費,這件事凸顯了當下的文化困局:一方面,官方有意愿有能力扶持文化產(chǎn)業(yè),另一方面,受制于歷史問題,很多文化機構幾近喪失了自身造血機能,不輸血就得死。
作者:李巖
近日,《上海文學》雜志社社長趙麗宏向媒體透露,“《上海文學》自今年7月刊起最高稿酬已經(jīng)提高至每千字1000元”。這也一舉讓《上海文學》跨入了文學雜志“頂薪”行列——目前全國能給得起一字一塊錢稿費的文學雜志,不過三五家而已。
此次稿酬的“暴漲”,來自于財政撥款。在上海市委宣傳部專項資助下,上海作協(xié)旗下的主要期刊在近年來稿費逐漸攀升。自2011年提高至每千字500元后,此次又提高了一倍。然而,靠財政撥款來漲稿酬,是種典型的非市場行為,無法形成商業(yè)閉環(huán)。那么,靠財政“輸血”,能不能救的活文學雜志呢?
一、國內主流文學刊物刮起漲價風,部分雜質開出“一字一元”稿費
在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來臨之前,一個有志于從事文學的青年,從起步到成名成家,一般會經(jīng)歷以下這幾步:
文學青年向文學雜志投稿,被斃;
被斃幾次后,有作品獲選刊登;
被刊登幾次后,逐漸有了名氣,有了出版成書的機會;
出版幾本書后,逐漸名氣增大,有了固定讀者群,成為知名作家。
在這個過程中,最有可能獲得經(jīng)濟利益的是最后一個階段,即成為有固定讀者群的知名作家。而想達到這一步,必須經(jīng)過文學雜志的歷練。所以在那個時代,文學雜志是所有有志于當作家的人所必經(jīng)的一個殿堂。
而且,雖然那時的稿費標準也不高,但老百姓收入也低,稿酬就相應顯得很多。1991年,畢飛宇他的中篇處女作《孤島》稿酬大概是1700元,這個數(shù)字相當于當時他3年的工資。而當年的稿酬也不超過千字40元。
如今,時代完全變了。
首先,互聯(lián)網(wǎng)大潮襲來,每天產(chǎn)生的網(wǎng)絡小說數(shù)量,比全國所有文學期刊一年刊登的小說量都要大,文學青年有了多得多的發(fā)稿渠道;
其次,網(wǎng)絡小說的收費模式已經(jīng)成熟,靠寫網(wǎng)文成為百萬富翁、千萬富翁的人不要太多,很多人從沒出過紙質版的書,也成了很多人眼中的文學“大神”;
最后,網(wǎng)絡小說可以不受版面所限,無限字數(shù)地隨便寫,一部小說動輒數(shù)百萬字,勾著讀者不斷花錢追看。如果寫得足夠吸引人,一部小說就能賺一輩子花不完的錢。這是以前走“投稿——文學雜志成名——出板成書”模式的作者無法想象的。
這一系列的變化,推導出的結論就是——文學雜志變得無比尷尬了。
以前,文學雜志是獨木橋,夢想成為文學家的青年,千軍萬馬趕來,都要從這里通過。而今,條條大路通羅馬,也就顯不出你這獨木橋的優(yōu)勢了。于是,很多鼎盛時期能賣到每期幾十萬本的熱門雜志,銷量縮水99%,成了每期只能賣出幾千本的冷清雜志。
這種情況下,提高稿酬,可能是少有的能立刻催發(fā)作者熱情的辦法了。湖北省作家協(xié)會會刊《長江文藝》去年開始實施頭條稿千字千元的稿酬標準,中短篇小說一視同仁;由廣西文聯(lián)主辦的《廣西文學》也在去年實施了千字千元的稿酬標準;而從今年九月起,上海作協(xié)主辦的《上海文學》也加入了千字千元稿酬的行列。
以千字xx元來標定稿酬,這是業(yè)內的行規(guī),一般人可能更接受一字一元的提法。寫一個字,拿一塊錢,這是相當誘人的稿酬標準了——別忘了這只是文學雜志給的錢,日后出版賣書的話,版稅、稿費另算。而這樣的高稿酬,又隱藏了哪些問題呢?
二、稍微算算就知道,這樣的高稿費靠賣雜志志絕對收不回成本
“不僅在國內保持領先,從世界范圍來看,對于純文學創(chuàng)作來說,這也是一個相對可觀的回報標準!
《上海文學》主編趙麗宏面對采訪時,對于這一字一元的稿酬還是頗為得意的。如果你中學語文學得不錯的話,可能對趙麗宏這個名字不陌生,他的文章《山雨》、《與象共舞》、《頂碗少年》都入選過人教版的中學語文教科書。作為知名作家,掌管的雜志能夠開出全國最高稿酬,他的得意完全可以理解。
只是作為旁觀者來講,這個一字一元的稿酬,經(jīng)不起推算,其最大的問題就是——入不敷出,雜志銷售額遠遠抵不過成本。
據(jù)悉,提高稿酬標準后,《上海文學》單期稿酬預算從8萬元升至17萬元。印刷、紙張成本的話,最低不會低于每本5元,按照每期賣出一萬冊來算(趙麗宏2013年底接受采訪時曾透露,《上海文學》單期銷量一萬冊左右),印刷、紙張預算5萬元,合計23萬元。而《上海文學》售價為20元/本,一起賣出一萬冊的話,銷售額為20萬元。
顯而易見,稿酬、印刷、紙張成本(23萬)大于銷售額(20萬),而且這是完全沒算雜志社編輯團隊、銷售團隊等人員成本,何必要的水電辦公成本。細摳起來的話,每期雜志都是虧本很多在賣,賣的越多虧得越多。
而《上海文學》的經(jīng)營狀況在國內文學雜志中已經(jīng)算不錯的了,很多雜志只能賣幾千本,甚至賣不掉那么多,印出來大量送掉。而售賣渠道也基本是全國各大專院校、省市圖書館、文化館等,很少進入報刊亭等零售網(wǎng)點,絕大多數(shù)普通讀者都見不到。
三、中國的文學雜志,如果沒有財政撥款,基本都辦不下去
很顯然,這些雜志基本全都需要人“養(yǎng)著”才能活下去。上文提到的能開出一字一元稿酬的三家文學雜志——《長江文藝》、《廣西文學》、《上海文學》,無一例外都是省級作協(xié)或文聯(lián)直屬雜志,一直以來就靠行政撥款來維持雜志運作。所以它們漲不漲稿酬,完全看主管單位給不給額外撥錢。
所謂“額外”,就是在以往雜志運營基礎上增加撥款。多增加就多漲,少增加就少漲,不增加就不漲。也就是說,漲稿費所用的錢,完全不是因為雜志賣得好,雜志社盈利,自身造血而來,而是完全靠體外“輸血”。
再舉《上海文學》的例子。2011年稿酬從千字200/300漲到千字500,是因為有了上海市委宣傳部“文學發(fā)展基金”的專項資助;而此次稿酬翻番至千字千元,同樣是由于上海市委宣傳部的專項資助。
“專項”資助,“發(fā)展”基金,如果仔細分析這些“輸血”行為,就會發(fā)現(xiàn)主管部門并沒打算永遠資助下去!皩m棥钡馁Y助,有可能專完了這幾年就轉項了;用于“發(fā)展”的基金,也可能發(fā)展幾年就不發(fā)展了。
也正因為這種“輸血”式的財政撥款難以為繼,靠天吃飯,那些拿到錢的雜志社掌門人,心情也復雜:有錢漲稿費,總比不漲好。把錢給到寫出好作品的作者,總比給到唱首歌就拿十幾萬的歌星手里強。但萬一有一天,主管部門停止輸血了呢?那就立刻回到“解放前”,重新過起低稿酬的日子了。
四、財政撥款就像呼吸機,文學雜志想活命,想法自主呼吸才是正經(jīng)事
中國的公知們特別愛用一個詞,名曰“納稅人”。一有政府行為的投資,就要說“這是納稅人的錢”云云。剛剛結束的里約奧運會上,中國健兒每拿一塊金牌,在歡呼人群中也總會有一些諸如“拿納稅人的錢砸出來的金牌,有什么可慶祝的”這種聲音。
這種公知思路有其不合理之處,但架不住說的人多,而且應用范圍及其廣泛。比如用到文學雜志增加稿費這事上,也能解釋得通。資助《上海文學》的“文學發(fā)展基金”,以及其他省市資助文學期刊的各項基金,都可以歸到“納稅人的錢”這個大籃子里。花納稅人的錢沒有問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廣大老百姓都會支持的。但問題是,這些雜志有沒有做到足夠好,讓這些錢真的“用之于民”了呢?
上文說過,文學雜志的發(fā)行量通常慘淡不已,上萬冊算不錯的,幾千冊乃至千八百冊也不稀奇。關鍵這千八百冊也沒真的被人看到,多數(shù)進了高校、省市文化館、圖書館后,就堆在角落里“吃灰”了。
我國目前文學、藝術類期刊共有635種,能讀到本文的讀者你,應該算是對文學比較感興趣的了。那么請問:你認真讀過其中幾種?稍微翻過幾種?或者不要說讀過翻過,只要知道雜志名就行——你能說出其中1/10雜志的名字嗎?
這就是文學雜志面臨的尷尬之處。文學處于寒冬,市場不景氣,但文學是滋養(yǎng)人心的必備之物,文學雜志必須得存在著。所以由財政撥款,用“納稅人的錢”支撐著文學雜志繼續(xù)運營下去,老百姓不會有什么疑問。
但是話又說回來,老百姓不挑理,文學雜志自己不能覺得心安理得。如果把這些雜志比喻成一個人,那它們目前的生存狀態(tài),基本是躺在醫(yī)院ICU,切開氣管插著呼吸機的病人,而財政撥款和各專項資助,就相當于那個呼吸機。文學雜志與撥款的關系,像極了病人與呼吸機的關系——管一拔,生命立刻進入倒計時。
顯然,中國有為數(shù)不少靠文學活得很有尊嚴的人,也有不少體制外純靠銷售就能自負盈虧活得不錯的雜志。體制內的文學雜志高擎正統(tǒng)大旗,有著使命感和責任感,在盈利能力上天然弱于體制外的作家和刊物,這是客觀事實。但盈利能力弱,不等于放棄盈利訴求,就像ICU里的病人,康復難度很大,但不等于就能由此放棄治療。
誰也沒要求ICU里的病人,能一下子徹底康復,好到能跑到外邊跟人打籃球的水平。但努力配合治療,爭取拿掉呼吸機,自主喘口氣,在ICU里慢慢走兩步,這個要求還是能摸得到的。就像“納稅人”對文學雜志的期望:沒指著一下子斷掉財政撥款,但求雜志內容稍微接接地氣,讓大眾有興趣翻開讀兩頁。所謂“開卷有益”,不翻開讀,再高端的內容也只是空中樓閣。
結語:
文學雜志要靠財政撥款來漲稿費,這件事凸顯了當下的文化困局:一方面,官方有意愿有能力扶持文化產(chǎn)業(yè),另一方面,受制于歷史問題,很多文化機構幾近喪失了自身造血機能,不輸血就得死。好在,在必須輸血的時候,有血可輸,一時半會兒死不了。所以,如何在一邊輸著血的同時,一邊恢復(或者更確切說是新建)造血機能,是擺在包括文學雜志在內的眾多文化機構面前的難題,留給它們的時間也許并不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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