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過，隨著研究的日益深入，司徒琳發(fā)現(xiàn)明代歷史對于近現(xiàn)代中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也顛覆了自己早年對明代的認知。

三百多年來，南明歷史一直讓無數學者著迷。尤其自晚清以降，革命黨人柳亞子等成立南社，“積極收集南明故事”，對明末遺民如錢謙益、鄭成功等人的文章和事跡進行評論。

此后，孟森、胡適、錢穆等人開辟了南明研究的先河。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更是通過分析明末才女柳如是的詩，來還原錢謙益和柳如是抗清的事跡。但這些學者的著作只是將目光聚焦在個人事跡上，幾乎沒有人從全局鳥瞰整個南明。

1984年，美國中國史專家司徒琳的《南明史，1644—1662》在美國出版，這是迄今為止唯一一本詳細論述南明從建立到最后滅亡全過程的書。

司徒琳（Lynn A.Struve）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歷史與東亞語言文化教授，代表作有《南明史——1644-1662》《歷史編纂和資料索引》《來自明清巨變的聲音——虎口下的中國》（譯著）等。

司徒琳的《南明史》研究無疑是大膽的，她不僅越過既有的某些二手資料直接深入繁雜的史料中，詳細考辨，從頭做起，更是突破了美國史學界寫作學術專著的常用方式，即用理論框架支撐自己的論述。在司徒琳看來，研究歷史不能理論先行，因為這會操縱人們分析史料的觀念，并產生以自我為中心的動機，這是不能還原真實歷史的。

因此，這本《南明史》使用了大量一手文獻，只求詳盡地還原整個歷史的發(fā)展過程，對人物不進行主觀臆斷的褒貶。全書雖然只有25萬字，但注釋和參考文獻就多達全書的一半，可見司徒琳用功之深。她在接受采訪時，自信地說這本書雖然已出版30多年，但仍是南明史研究的權威著作。

歷史學家司徒琳的《南明史》1984年在美國出版，這是迄今為止唯一一本詳細論述南明從建立到最后滅亡全過程的專著。這本書一經出版，便在美國和中國受到廣泛關注。雖然早在民國時期，就有一批學者掀起了研究南明歷史的熱潮，但背后或多或少都有現(xiàn)實的訴求，或是借南明反抗的故事激勵革命黨人推翻皇權制度，或是借明朝遺民不事清朝的精神來激發(fā)民眾團結，達到共御外侮的目的。司徒琳的《南明史》出版之后，中國學者如顧誠、南炳文也相繼寫了相關的著作，雖然在人物的評價上已經擺脫了臉譜化的窠臼，但對這段歷史的整體評價仍舊受到傳統(tǒng)史學觀點的影響。

司徒琳在書里的前言明確提到，有關南明的第一手資料我已搜求殆盡，大量二十世紀南明史著作，因為供新聞宣傳之用失去了客觀價值，因此自己只用最有學術價值的部分。她的研究無疑是大膽的，她不僅越過既有的某些二手資料直接深入紛繁復雜的史料中，詳細考辨，從頭做起，更是突破了美國史學界寫作學術專著所常用的方式，即用理論框架支撐自己的論述。在司徒琳看來，研究歷史不能理論先行，因為這會操縱人們分析史料的觀念，并產生以自我為中心的動機，這是不能還原真實歷史的�！拔蚁Ｍ�通過搜集廣泛和真實的材料，通過熟練的閱讀，去總結某些歷史盛衰的原因，而不是根據理論去削足適履”。

《南明史》

作者：司徒琳

版本：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6月

作者討論了明朝世襲君主統(tǒng)治失陷后18年的歷史進程中所映射出來的潰敗根源，通過大量的史料梳理，把明朝由強變弱的原因歸結為文武官員之間無法取得協(xié)調統(tǒng)一、大臣們在如何作為皇帝的輔弼問題上陷入了困境等因素。

因此，這本《南明史》使用了大量一手文獻，只求詳盡地還原整個歷史的發(fā)展過程，對人物從來不進行主觀臆斷的褒貶。全書雖然只有25萬字，但注釋和參考文獻就多達全書的一半�？梢姡�司徒琳用功之深，這也是她在接受采訪時，可以自信地說這本書雖然已經出版30多年，但仍舊是南明史研究的權威著作。

現(xiàn)在，司徒琳已經退休，但她研究的熱情有增無減，現(xiàn)在還在研究明末清初有關夢的歷史，并已經完成《夢中的思想與明朝的終結》（The Dreaming Mind and the End of the Ming World）專著，希望由此進行嘗試分析文人主觀意識如何建立。

夾縫中的歷史

陰差陽錯的史學之路

司徒琳出生于美國華盛頓州一個不起眼的小鎮(zhèn)。在司徒琳之前，家族中沒有人從事學術研究。司徒琳從小就愛看書，她曾回憶道：“小的時候，我們家很窮，母親需要每天工作。每到星期六我不上學的時候，母親就帶我到一英里外的小鎮(zhèn)圖書館，讓我坐在那里看兒童書籍�！�

或許天賦異稟，在上小學的時候，司徒琳就對語言抱有天然的興趣。她意識到，不同的語言系統(tǒng)代表著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一個人如果只會一種語言，那么他的思想就會非常單薄。

上世紀60年代，司徒琳升入高中。此時，美國社會興起一股“禪宗”熱，禪宗的“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思想，讓司徒琳意識到所有的語言都具有局限性，有時候人的真實感受很難通過語言完全表達出來，同時，她也體悟到東方文字含義的豐富性。再加上當時美國保守反共的“麥卡錫主義”盛行，出于對這一政策的反感，考入華盛頓大學的司徒琳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學習中文。

華盛頓大學東亞系地位很高，師資力量也強于一般學校。司徒琳有幸跟很多現(xiàn)在被視為學術大師的學者學習漢語，她的第一位中文老師是嚴復的孫女，學校東亞系中文課程的負責人則是著名語言學家李方桂，司徒琳的這個中文名字便是李方桂所起。此后，她還跟隨政治學家蕭公權學習了一年的文言文，赴臺灣學習了一年的日語。司徒琳后來回憶，多種語言的學習讓她有了更多的思考方式，這使她在同學之間顯得獨樹一幟。

李方桂（1902年8月20日—1987年8月21日）國在國外專修語言學的第一個人。為國際語言學界公認之美洲印第安語、漢語、藏語、侗臺語之權威學者，并精通古代德語、法語、古拉丁語、希臘文、梵文、哥特文、古波斯文、古英文、古保加利亞文等，有“非漢語語言學之父”之譽。

在密歇根大學讀研期間，司徒琳面臨選擇專業(yè)的問題。司徒琳反感很多專業(yè)既定的理論框架和專業(yè)名詞對人頭腦的束縛，想選擇一個不受特定術語影響、允許自由發(fā)揮的專業(yè)作為未來的方向。在權衡多個學科之后，司徒琳發(fā)現(xiàn)只有文學和歷史符合這樣的條件。至于為何沒有選擇文學，司徒琳后來回憶到，是因為當時對文學有一個錯誤的認知，認為研究文學的學者必須寫出比研究對象更好的作品來，才有資格去做研究。司徒琳自忖沒有這樣的本事，才最終走上了研究中國歷史的道路。

讀研期間，司徒琳閱讀了德國社會學家曼海姆有關知識社會學的書籍。她意識到，歷史學應該去分析歷史上的群體和事件對后世思想和價值觀念的影響。以此為標準，司徒琳奠定了自己一生研究的方向。

她排除了研究大一統(tǒng)時代的想法，因為這些時代的官方史學記錄翔實，古往今來的學者都是通過閱讀這些官方史書建立了對那個時代系統(tǒng)的認知，因此，人們對于這些時代的評價，多少都會帶有古代官方史書的影響。反而是社會變革動蕩的時代，通過分析各種不同的個人敘述，比如日記或者是私家野史記錄，可以了解后人是如何通過篩選不同的史料，來建立自己群體認同和價值理念的。因此，司徒琳將自己的研究方向定為明清變革之際的歷史，并以錢謙益和考證明清史料年代和出處作為自己的碩士和博士論文。

《南明史略》

作者：謝國楨

版本: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2007年7月

謝國楨從上世紀30年代起就從事南明史資料的搜采與研究，本書是其代表作之一，主要論述和評介了南明弘光、魯王、隆武、紹武、永歷諸政權的興亡變遷，兼及荊襄、巴東的農民起義、韓王政權和北方各族人民的反清斗爭，是一部較完整的明清變革政治史。

碩士和博士論文的成功出版，讓司徒琳受到普林斯頓大學中國思想史專家牟復禮教授的青睞。那時，牟復禮在主編《劍橋中國明代史》，正尋找研究明代不同時期的出色學者撰寫書中相關的章節(jié)，司徒琳有幸成為南明部分的撰寫者。

明末士大夫

理想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的糾纏

司徒琳后來坦言，自己之所以會寫這部《南明史》，完全是把它當成撰寫《劍橋中國明代史》的參考資料，因為《劍橋中國明代史》的撰寫是作者必須在對史實融會貫通后，濃縮成有限的篇章。

不過，隨著研究的日益深入，司徒琳發(fā)現(xiàn)明代歷史對于近現(xiàn)代中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也顛覆了自己早年對明代的認知�！爱斘疫�是一名學生的時候，我對明朝的評價是無足輕重的時代。在美國和日本，很多中國史研究專家也與我抱有同樣的想法。大部分學者會去研究早期，如秦漢時代或者晚清時期的中國歷史，明代歷史沒有人重視�！�

但隨著研究的深入，司徒琳發(fā)現(xiàn)明朝有著輝煌的成就。鄭和下西洋、重修長城、發(fā)達的海運貿易、印刷業(yè)和制瓷業(yè)的進步、藝術上的造詣等，使得明朝對于當時的世界和后世的中國都帶來深刻影響。

當認識到明代國力和經濟文化的強盛之后，司徒琳頭腦中的疑問也隨之而來�！盀槭裁疵鞒瘯�被東北一個小部落——女真輕而易舉打敗呢？”她試圖回到明朝的制度設計中，去深入分析明朝滅亡的原因和清朝成功的關鍵因素。

《南明史》

作者：顧誠

版本：光明日報出版社 2011年1月

本書特點是基本上以大順軍、大西軍余部及鄭成功等民眾抗清斗爭為主線，貫串全書的脈絡是強調歷時二十年的抗清斗爭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抗清勢力內部矛盾重重，嚴重分散，抵消了抗清力量。

司徒琳在《南明史》中認為，明朝滅亡是因為皇帝個人素質能力的減弱以及軍隊和百姓之間相互不信任造成的，而這一切全部是因為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導致的。公元1380年，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廢除了宰相制度，原先可以幫助皇帝總攬政務的官員不復存在，皇帝與群臣之間失去了可以調和矛盾的官員。

“由于缺乏宰相制，君主的無能和派系的爭執(zhí)這兩大古老難題，到了明代越發(fā)難解了�！痹谒就搅湛磥�，中國傳統(tǒng)的士大夫官員內部具有“現(xiàn)實主義”和“理想主義”兩種分歧。這兩種人雖然都受到儒家忠君報國思想的影響，但前者“恪守祖訓”，認為作為臣子應該竭力進諫皇帝使其遵守禮儀，后者則主張“因時變通，容忍弱點”。文臣中“理想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的見解鴻溝，造成了明朝末年失控的黨爭。

除了政治制度，明代軍事制度的頹敗也是其滅亡的主要原因。自從明代第三個皇帝成祖朱棣開始，明朝就形成祖訓，軍人的身份成為世襲制，一切軍事長官都由貴族勛臣世襲。隨著明朝承平日久，重文輕武觀念與日加深，明朝對于軍隊的財政支持越來越少，導致武備廢弛，士兵生活條件惡劣。這也導致明朝軍隊作戰(zhàn)能力的下降。

司徒琳依次研究南明四個朝廷，即南京的弘光、浙江的魯監(jiān)國、福建的隆武和兩廣云貴的永歷政權，重點描述了文武官員之間的矛盾，從而為南明王朝的覆滅給出了自己的解釋。司徒琳坦承，這些解釋雖為一家之言，但所有的觀點都建立在閱讀原始資料和檔案的基礎之上。

正如已故學者朱維錚在“中文版序”中所說，“見解本身可以討論，但我們不能不說這是一種嚴謹的學者態(tài)度。多年來，我們的歷史研究，過度熱衷于所謂歷史人物的評價，過度注目于某些歷史積案的是非，而對于過程本身往往不加細查�！彼就搅盏摹赌厦魇贰�，為重拾歷史考據傳統(tǒng)提供了典范。

對話司徒琳

新京報：在《南明史》中可以看到，不論是浙江的魯監(jiān)國政權，還是福建的隆武政權都不尊重武將。大戰(zhàn)來臨之際，還斥責武將投機取巧、懦弱無能，為何會出現(xiàn)這樣的局面？

司徒琳：南明朝廷的時間順序如下：同一時期在南京有弘光政權、浙江有魯監(jiān)國政權，福建則是隆武政權，之后是兩廣和云貴的永歷政權。歷屆朝廷都因為官員之間的紛爭而政績慘淡。其實，明朝自從萬歷皇帝之后，文人官僚之間的紛爭就嚴重削弱了明朝的國力。紛爭的原因不僅在于互相爭奪政治利益，更在于文人團體不同的理念沖突，即現(xiàn)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之間的糾葛。

除了隆武皇帝，其他南明的統(tǒng)治者都不是強有力的領袖。即使是隆武皇帝，也無法解決文官之間關于起用軍事人才上所產生的分歧。閱讀歷史資料時，我發(fā)現(xiàn)很多人都將官員之間的沖突歸納為“理想主義”的沖突，但我在寫作此書時，采用了更理性的現(xiàn)實分析方式，試圖解釋南明不同派系和聯(lián)盟的利益訴求，這對于南明失敗是一個關鍵因素。

《南明史》

作者：南炳文

版本：紫禁城出版社 2012年7月1日

此書原為作者與湯綱先生合撰的《明史》（下）的一部分，內容包括初期南明史、浙東、福建政權，農民軍開始擁明抗清、永歷政權的建立、南明時期的終結、南明時期的對外關系等。

新京報：現(xiàn)在對于晚明遺民，如黃宗羲、顧炎武等人，大家總是津津樂道，認為這些不事清朝的文人士大夫體現(xiàn)了倔強的精神。但你通過研究發(fā)現(xiàn)，明末歸順清朝的人很多，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

司徒琳：關于文人對政府所負有的“責任”自古意見不一，而且中國的政治地理學長期存在自相矛盾的情況。早期中國，受過良好教育且擁有較高社會地位的人，往往會覺得自己有義務從政當官、輔政治國、造福百姓，這種責任感并不會因為政權更迭而改變。能連續(xù)在幾個朝代當官被視為無上榮光。而宋朝以后，這種思想慢慢改變，人們認為有能、可敬之人應當忠于栽培過他們的王朝，即所謂的“不事二主”，這種新觀念到晚明時期占據了主導地位，但從未完全超越舊的觀點。

從政治地理學角度來說，元明清三朝都城都遠在北方，與彼時中國的文人聚集地，即長江中下游地區(qū)相隔甚遠。由此，王朝統(tǒng)治者們更傾向于信任出身北方的官員，而對來自南地的官員態(tài)度謹慎。明朝覆亡，前明的官員，特別是北方的士大夫、文官武將都視服務政風清明的新王朝為榮，甚至早在清朝大軍進攻以前，他們就已經看出明朝“天命不再”。于是大量北方的前明官員、學士、將軍、武官投靠清朝。在清朝早期，這些人的數量遠遠超過南方，并長期受到清朝統(tǒng)治者的信賴。

這種局面的必然結果就是，反抗清朝統(tǒng)治、拒絕入仕為官的人里絕大多數都是南方人，他們雖然在軍事權力上處于弱勢，但在人口數量上卻占上風。如果他們在反清中幸存下來，他們就會有更多時間去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和學術研究，而那些投清的人則不得不把時間更多地放在從政治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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