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傅斯年對于“同社諸君”提出了三點期望：（一）切實的求學；（二）畢業(yè)后再到國外讀書去；（3）非到三十歲不在社會服務(wù)。

作為北大校長，蔡元培面對學生參與運動、投身社會的舉動，心情相當復雜。一方面，他也希望學生能保持五四運動中表現(xiàn)出的“自治的能力”和“自動的精神”，但另一方面，學生的這種趨向既不符合他“愿與諸君共同盡瘁學術(shù)，使大學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國文明前途百年大計”的期望，也會讓平靜的校園生活從此變得動蕩不寧，“至于北京大學，他認為今后將不易維持紀律，因為學生們很可能為勝利而陶醉。他們既然嘗到權(quán)力的滋味，以后他們的欲望恐怕難以滿足了�！�

五四運動

學生救國會確實已經(jīng)無法聽從蔡校長的苦口勸告了。在由許德珩執(zhí)筆的歡迎蔡元培返校的致詞中，他們?yōu)樽约旱呐e動作出辯護：

生等亦深信大學生之貢獻在增進世界文化，以謀人類之幸福，而（對）國家社會之現(xiàn)象，惟負觀察批評之責。奈何生居中國，感于國難，遂迫而犧牲研究神圣學術(shù)之光陰以從事愛國運動�！�…國家進化，本具自然趨勢，但以吾國半生半死之奴性的、惰性的現(xiàn)象，竊愿奮斗之促進于世界文化水平純上。本非狹義的國家主義，亦非暫時的沖動行為。

蔡元培

反復強調(diào)學生參加社會運動是“不得已”，而且這種推進國家進化的使命還非由愛國學生來擔當不可，所以雖表示“顧可以報先生、報國人者，亦惟學耳”，在沙灘卻早已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

按照多數(shù)學生運動領(lǐng)袖的思路，“讀書”與“救國”之間，有輕重緩急的分別。正如段錫朋所說：“今日何時，尚有我們伏讀寒窗的工夫么。我們?nèi)羰侵还苣顣�，終無爭回青島的一天。若是群起力爭，或有達到目的的一日�！�

這樣的時候，“先生一代”的影響和平日養(yǎng)成的理想，就顯現(xiàn)出它的作用了。與國民雜志社的矢志不渝相反，新潮社的領(lǐng)導人對積極參與五四運動開始感到后悔，因為《新潮》對刊物的學生身份有著明確的自認。因為五四運動，新潮社的刊物停頓了六個月之久，更不必提讀書翻譯一類的計劃了。加上胡適返京以后，力勸北大學生盡快復課，說“國家的紛擾，外間的刺激，只應(yīng)該增加你求學的熱心與興趣”。1919年12月17日，是北大二十二周年紀念日，胡適請他的老師杜威來發(fā)表演說，選擇的也是與學生運動相關(guān)的題目《大學與輿論》，杜威在這篇演講里隱含著對北京大學學生的規(guī)勸：“中國現(xiàn)在有許多困難的問題，都不是只憑了狂熱的愛國心便能解決的，是要有專門的知識和技能去解決的。專門知識和技能底訓練，全仗著高等教育底努力。”杜威這篇演說詞由國民雜志社成員高尚德翻譯，后來卻發(fā)表在《新潮》上，也透露出編輯者對杜威看法的認同。

五四運動前，傅斯年就表達過對辦刊影響學業(yè)的警惕：

平情而論，我們正當求學的時代，知識才力都不充足，不去念書，而大叫特叫，實在對不起自己。但是現(xiàn)在的中國是再要寂寞沒有的，別人都不肯叫，只好我們叫叫，大家叫得醒了，有人大叫，就是我們的功勞。

傅斯年

1919年9月，傅斯年在去英國留學前，再度撰文表達了他的憂慮：“發(fā)泄太早太猛，或者于將來無益有損”。他認為北大學生即使是“應(yīng)現(xiàn)時所要求”，也“還嫌實力薄些”，因為學生階段“正是厚蓄實力的時候”。傅斯年對北大學生和《新潮》暴得大名也缺乏成就感：“我不愿《新潮》在現(xiàn)在錚錚有聲，我只愿《新潮》在十年之后，收個切切實實的效果”。他表示，盡管經(jīng)歷了五四運動，《新潮》對于政治的看法并沒有大的改變：“在中國是斷不能以政治改政治的，而對于政治關(guān)心，有時不免是極無效果、極笨的事�！彼�不愿意“一種極純潔的結(jié)合”的新潮社，“一轉(zhuǎn)再轉(zhuǎn)便成政黨的小體”。于是傅斯年重申了《新潮》創(chuàng)立時的初衷：“我們是‘專心致志’辦‘終身以之’的讀書會了”。

在這篇相當于臨別贈言的文章中，傅斯年對于“同社諸君”提出了三點期望：（一）切實的求學；（二）畢業(yè)后再到國外讀書去；（3）非到三十歲不在社會服務(wù)。很明顯，他對于新潮社半年多來參與學生運動相當不滿，而戀戀于“北大的文化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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