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4月,《讀書》雜志創(chuàng)刊,在創(chuàng)刊號上刊登《讀書無禁區(qū)》

《讀書》創(chuàng)刊號,上面有沈昌文的簽名。

上世紀80年代的《讀書》編輯部。左二為董秀玉。

對于發(fā)表《讀書無禁區(qū)》,陳原作批示。

1979年，《讀書》雜志創(chuàng)刊號刊登李洪林文章《讀書無禁區(qū)》，引發(fā)熱烈爭論。一種代表性的批評聲音是：“難道小學生也能看《金瓶梅》？”事實上，作者在寫文章時字斟句酌，兼顧了各種批評的可能性，文中明白寫有“毒害青少年身心的書籍，必須嚴加取締” 的字句。批評盡管激烈，很快便煙消云散。

此文因為“喊出了大家心里隱藏多年的聲音”一時傳播深遠，成為中國改革之初思想解放運動的重要標志之一。許多讀書人為此歡欣鼓舞，《讀書》雜志也因之大放光彩。改革開放30年之際，媒體關(guān)于《讀書無禁區(qū)》回顧和評論驟然增多，我們則從當事人和學者那里獲得了很多關(guān)于這一歷史的新鮮觀察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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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讀書》雜志前，范用給人民出版社立了軍令狀

“現(xiàn)在看起來這是不是像天方夜譚，嗯？讀書無禁區(qū)，這不是最起碼的、ABC的東西么，居然有那么大的爭論？”三聯(lián)書店原總經(jīng)理，67歲的董秀玉笑著說。30年前她曾親身經(jīng)歷了《讀書》雜志創(chuàng)刊和首篇文章《讀書無禁區(qū)》掀起的狂風巨浪，深知這句話成為常識有多么不簡單。

用今天的眼光看，不僅發(fā)表于1979年4月的《讀書無禁區(qū)》是ABC，后來《讀書》發(fā)表的《人的太陽必然升起》、《真理不是權(quán)力的奴仆》等一批文章講的都不過是普通常識，然而董秀玉說在當年這些都是“心底的吶喊”，“之強烈和悲壯無與倫比”。中間還多次引發(fā)爭論。《讀書》的堅定，使雜志在很短的時間內(nèi)迅速崛起，風靡于知識分子中間，成為思想界的一面旗幟。

“在1979年，這樣一篇文章為什么能引起這么大的反響？”北京萬圣書園總經(jīng)理劉蘇里自問自答：“當時豈止是讀書有禁區(qū)，中國剛剛解決了真理標準的討論，整個社會各個方面的禁區(qū)尤其意識形態(tài)的禁區(qū)幾乎全都沒有破除，所以《讀書無禁區(qū)》在特定時候所起的作用、面臨的壓力是現(xiàn)代人無法想象的。”

董秀玉承認當時幾個主要領(lǐng)導者受到的壓力，《讀書無禁區(qū)》發(fā)表后，幾位創(chuàng)辦人都被嚴厲批評，勒令檢討。“四人幫剛剛倒了，但‘文革’的壓力，瘋狂到所有的知識分子都下放了，幾乎說錯一個字就恨不得殺頭。面對嚴酷的環(huán)境，這幾個老人家剛從干校出來就開始密謀辦雜志，倡導思想解放、獨立思考，堅持真理，可那時還像搞地下工作一樣。我從《讀書》一開始籌備就跟著他們，強烈感覺到那時的氛圍：憂慮、激奮、壓力和斗志，是一種特悲壯的感覺。”

董秀玉說的“老人家”指的是“二陳一范”：陳原、陳翰伯和范用，以及《讀書》的執(zhí)行主編史枚、倪子明等老出版人、文化人。“《讀書》雜志真是那些老人家創(chuàng)出來的。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扛著大旗往前奔，我們只是跟在后面跑。”那時董秀玉只是小輩，她說，她是“小跑腿的”。

1970年，被打成“陳范集團”的陳翰伯、陳原和范用在湖北咸寧干校談起辦刊物。范用回憶說：“我們設(shè)想一旦有條件，還是要辦讀書雜志。”“二陳一范”和史枚都是老革命，從三四十年代就開始辦雜志做出版。1978年，時機終于成熟了。當時陳翰伯出任文化部新聞出版局代局長，陳原是商務(wù)印書館總經(jīng)理，范用則是人民出版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當時三聯(lián)書店隸屬人民出版社。

范用提出由他擔任總經(jīng)理的三聯(lián)書店來辦《讀書》雜志，這是要擔風險的：“人民出版社黨組讓我立了軍令狀：萬一出了問題，責任全部由我一人承擔。 ”1978年由陳翰伯出面，邀請于光遠、夏衍、陳原、范用等人組成《讀書》編委會。由陳原任主編，倪子明、馮亦代、史枚任副主編。

1978年下半年，37歲的董秀玉被從人民出版社編輯室抽調(diào)參與《讀書》雜志籌備。“那時候條件很差，會都是在翰伯同志家里開；人很少，史枚坐在家里看稿審稿，我就負責在外面跑稿組稿。很多作者我不認識，老先生們就給我寫封信或者幫我打個電話。”這樣董秀玉聯(lián)系到了巴金、蕭乾、艾青、王蒙、黃裳、施蟄存等等老一輩文化人，以及一大批作者的熱情支持，半年后編輯部逐步完善。

1979年4月《讀書》創(chuàng)刊，在“編者的話”里聲明：“我們這個刊物是以書為主題的思想評論刊物”：“我們主張改進文風，反對穿靴戴帽，反對空話，反對八股腔調(diào)，提倡實事求是，言之有物。”董秀玉回憶，當時老同志們的辦刊思想就是要高舉“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大旗，提倡人們多讀書，獨立思考，沒有思想性的文章不要。陳翰伯就提出來文章要尖銳一點。陳原在討論《讀書》“刊物性格”時則說：“我以為辦這個雜志，是為了解放思想，開動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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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檢討，最后都寫成了對這篇文章的說明書

“幾乎所有的書籍，一下子都成為非法的東西，從書店里失蹤了。很多藏書的人家，像窩藏土匪的人家一樣，被人破門而入，進行搜查。”“書籍被封存起來，命運其實是好的，因為它被保存下來了。最糟糕的是在一片火海當中被燒個精光。”

這一篇四千來字的文章《讀書無禁區(qū)》開篇即用“封”、“燒”和“煮”三個字概括了“文革”期間書籍的命運，并開宗明義地問“一個原則性的問題就是：人民有沒有讀書的自由？”文中同時指出，即使是“毒草”，也不應(yīng)禁止，而要讓人自己去閱讀和辨別。

1978年底，由董秀玉約李洪林寫《讀書無禁區(qū)》一文。作者感慨萬千文思泉涌，幾天之內(nèi)文章即寫成。稿子來到各位編輯眼前，大家都很興奮：“覺得講出了我們的心里話。‘文革’時期將所有的書沒收、燒掉，知識分子為了搶書跟紅衛(wèi)兵打起來，甚至被打死的消息都不鮮見。一個民族不讀書，不吸收古今中外優(yōu)秀的思想文化是沒有前途的。”

原文標題為《打破讀書禁區(qū)》。媒體上廣泛流傳著各種改題的說法。董秀玉作為親歷者，提供了不同的版本：“當年在《讀書》的策劃案中，主編陳原已經(jīng)明確提出在第一期中要約寫一篇《讀書無禁區(qū)》的稿子。”

陳原批示件上寫著：“可否即約李××寫《讀書無禁區(qū)》，切中時弊。大膽些，得罪些小人無妨。”并說：“馬恩論書，已成六十萬言，可否請××寫一篇潑辣的文章介紹，從材料出發(fā)，講馬恩如何有主義，無成見，博覽群書，從不知有禁區(qū)，且不做書的奴隸……”

“在約稿之前陳原就已經(jīng)提出《讀書無禁區(qū)》，李洪林寫來的文章叫《打破讀書禁區(qū)》，范用和史枚同志覺得《讀書無禁區(qū)》更為明確和響亮，就將它改回了原題目。”董秀玉說，在當時強大的氣壓之下，作者是非常謹慎的，又要表達觀點又不能讓人抓到把柄。“作者跟我講，他自己用挑錯的眼光反復(fù)讀了好幾遍，覺得抓不到什么毛病了才給我們。”后來從上到下的一股勢力抓住標題大做文章，“李洪林面對了很多壓力，甚至調(diào)離了原中宣部理論局的崗位，但他從來沒有過任何抱怨”。

《讀書》創(chuàng)刊號一出即引起反響，第一版印刷5萬冊幾天內(nèi)就發(fā)完了，馬上加印5萬冊也銷光�！蹲x書無禁區(qū)》是創(chuàng)刊號的打頭第一篇，也是最“刺激”的一篇文章，馬上引來了批評。

爭論最集中的一種說法是：“小學生能看《金瓶梅》嗎？”

一位作者寫文章《讀書不能無禁區(qū)》說：“《讀書》第一期的《讀書無禁區(qū)》一文，我看了題目就有氣，很別扭，認為是不能接受的。”“反動書刊難道是精神糧食么？不，它們是毒藥”：“資本主義世界的出版物，不少是詆毀我們的政策的，不少是歪曲我們的政策的，如果讓它在我們國內(nèi)傳播，該有多少人中毒！”

本著鼓勵不同意見平等討論的原則，《讀書》就《讀書無禁區(qū)》一文在雜志上公開進行討論，于是連續(xù)刊發(fā)了幾篇文章，支持和批評的文章各半。

“當時陳翰伯、陳原、范用受到的壓力是最大的，但他們很堅持。”董秀玉說。后來的很多批評會，談話會，實際上成了“說明會”，因為在《讀書無禁區(qū)》的后半部分明白寫著：“當然，不封鎖也不等于放任自流……對于那種玷污人類尊嚴、敗壞社會風氣，毒害青少年身心的書籍，必須嚴加取締。”于是，寫檢查最后也都成了寫“說明書”，主要是告訴批評者，文章其實寫得很全面。

范用也被主管機關(guān)找去談話，他也拿出《讀書無禁區(qū)》希望他們?nèi)�面看看，說明此文目的是批判“四人幫”的文化專制主義，并未主張放任自流。“后來有同志說，領(lǐng)導同志事忙，沒有時間看文章，只看標題，或者光聽匯報。以后標題多加注意。”

記者發(fā)現(xiàn)，不少受訪者對這個五字的標題記得很牢。復(fù)旦大學教授陳子善就說：“《讀書》第一期我看過。你要談文章的內(nèi)容我記不清了，但對那五個字記憶猶新，五個字足以說明所有問題了。到現(xiàn)在讀書已經(jīng)幾乎沒有禁區(qū)了，但小禁區(qū)還是有的，所以這個口號現(xiàn)在還有意義，就像改革開放還要繼續(xù)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