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一個午夜，82歲的列夫·托爾斯泰，從莫斯科南部亞斯納亞·博利爾納（Yasnaya Polyana）的家中離家出走。2天后，這個俄羅斯最著名的人失蹤的消息見諸報端，并立刻引起了轟動。公眾猜測著他可能的去處，他為什么要離開。很多人愿意相信，他走上了心靈的旅途，又有傳言說，他僅僅是逃離婚姻的麻煩。出走幾天后，托爾斯泰得了肺炎，他的旅程結(jié)束于遙遠的阿斯塔波沃（Astapovo）火車站的站長室里。媒體蜂擁而至，從阿斯塔波沃發(fā)回的電報記錄著托爾斯泰的體溫與脈搏，占領了全球各大報紙的頭條。

這個故事的插曲是索菲亞的命運——與托爾斯泰結(jié)婚48年的妻子被遺棄了，她在得知丈夫離家出走后試圖自殺。她被托爾斯泰的追隨者拒之門外，因為“這也是他的意愿”。她走到站長屋子的外面，試圖從窗外向內(nèi)窺探，這一場景被無處不在的攝影師及攝像機捕入鏡頭。一位記者如此描述當時的情形：“她走過列夫·托爾斯泰躺著的房子，就像鳥兒想飛進她的摯愛所棲息的巢穴。”索菲亞僅僅在她丈夫陷入昏迷后才被容許進入房間。他去世于1910年11月7日。

托爾斯泰的許多傳記都記載了這些事情，也成了最近的電影《最后一站》的主題。而今，又有兩本新作問世，分別記錄托爾斯泰的最后歲月和他與妻子的關系。

列賓畫筆下的托爾斯泰成了那個時代的標志（圖片來源：東方早報）

托爾斯泰夫婦結(jié)婚48周年留念（1910年7月）（圖片來源：東方早報）

俄羅斯“首個偉大的現(xiàn)代大眾傳媒事件”

《戰(zhàn)爭與和平》的作者是19世紀俄羅斯文學最后一位巨人，然而威廉·尼克爾在他頗有見地的《托爾斯泰之死》中認為，托爾斯泰的出走與其說是一個光輝時代的終結(jié)，不如說是俄羅斯“首個偉大的現(xiàn)代大眾傳媒事件”。

尼克爾研究了托爾斯泰駐留的8天時間里，從阿斯塔波沃發(fā)出的1000多封電報以及數(shù)以百計的報紙報道。“在阿斯塔波沃的最后日子里，”他觀察到，“托爾斯泰和電報已經(jīng)密不可分。”

當托爾斯泰的家人和追隨者互相將矛頭指向?qū)Ψ揭云睬遄约旱臅r候，大量日記和信件紛紛發(fā)表。尼克爾說，“對于隱私的發(fā)掘令人震驚。”世人了解到，托爾斯泰怨恨妻子在深夜窺探他的文字，決定逃離，而她曾試圖在家中池塘淹死自己，托爾斯泰的女兒薩莎已經(jīng)與托爾斯泰的追隨者一起結(jié)盟反對她的母親。

托爾斯泰在1860年代末陷入“精神危機”，發(fā)表《安娜·卡列尼娜》之后，他完全放棄了小說的寫作，陷入對哲學和宗教的沉思，并發(fā)表了一系列論戰(zhàn)作品，其中大部分都被查禁了。他也因此和教會發(fā)生了決裂。

此時的沙皇統(tǒng)治已經(jīng)岌岌可危，托爾斯泰同情農(nóng)民和底層社會，他所倡導的道德的自我完善、不以暴力抗惡和博愛激起了巨大反響，托爾斯泰的周圍集中了大量信徒，他因其政治影響力被稱為“第二個沙皇”。他的思想甚至影響了后來的甘地和馬丁·路德·金。

東正教教會試圖將其驅(qū)逐——但用了一種相對溫和的方式。教會和沙皇政府一樣，不希望與這個“俄羅斯土地上最偉大的公民”正面為敵。托爾斯泰主義者也許會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托爾斯泰這座本尊不會。

尼古拉斯二世和他的官員們試圖將這位貴族小說家與他最后三十年的思想領袖身份區(qū)分開來。在亞斯納亞·博利爾納舉行的他的葬禮上，政府表達了哀悼，同時布置了大量警力，確保大規(guī)模的哀悼不會引發(fā)動蕩，甚至像1905年一樣引發(fā)革命。另一方面，教會將托爾斯泰描述為一個迷途知返、企圖懺悔的罪人，然而，他最終沒能和上帝達成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