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釧投井、瑞珠觸柱（局部），劉旦宅繪  專家認為這份來自拍賣會的手稿是贗

王佩璋是誰？俞平伯有關(guān)《紅樓夢》的四篇文章為什么由她代筆？她怎樣加入了1954年轟轟烈烈的“紅樓夢研究批判運動”？她后來的命運如何？

■編者按

今年是俞平伯先生誕辰110周年，逝世20周年。他在《紅樓夢》研究領(lǐng)域卓有貢獻，卻也因為“紅學”在上世紀50年代遭受了嚴厲的批判，那是一場已經(jīng)載入史冊的“運動”。不過，今天本文的重點并非俞平伯先生，而是一位與他有關(guān)的“小人物”。這位女性在那場大批判中曾嶄露頭角，甚至將那段歲月稱為自己的“黃金時代”，然而，她終究在自身性格和時代命運的撥弄下，消失在歷史的暗影中。

對這位女性、這段歷史的追尋，從一份來自拍賣會的“手稿”開始。

■一件“假文物”，不期然撞開歷史之門

這是一份約十六開大小的文稿，毛筆書寫，發(fā)黃的稿紙上有“民國”的字樣。文章開頭題為《紅樓夢簡說》，文末署名“王佩璋”。秀麗流暢的小楷，豎行從右向左寫，句子之間有斷句的頓點，卻無標點符號。另有多處用朱墨涂抹修改的痕跡。繼續(xù)翻讀，會發(fā)現(xiàn)在《紅樓夢簡說》一文的后面，其實未加標題地直接接續(xù)了另一篇文章——內(nèi)容為《我代俞平伯先生寫了哪幾篇文章》。

稍加查詢便可得知，前者是署名俞平伯實際為其助手王佩璋代寫的文章，后者是王佩璋說明自己為俞平伯代寫《紅樓夢簡說》等四篇文章的前后過程。兩文均發(fā)表于1954年，在諸多公開刊行的《紅樓夢》研究資料中可以看到。

1954年是紅學界天崩地裂的一年。李希凡、藍翎一篇《關(guān)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的批評文章，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引發(fā)了對后世影響深遠的“紅學大批判”運動。批判開始后，俞平伯的助手王佩璋為其代寫了四篇文章的事實曾廣為人知，王也因此成為批判運動中重要的一員。王佩璋執(zhí)筆的《紅樓夢簡說》與俞平伯大受批判的《紅樓夢簡論》不僅甚有淵源，文章題目也僅一字之差；而發(fā)表于《人民日報》的《我代俞平伯先生寫了哪幾篇文章》在那段歷史中亦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這兩篇文章為何寫在了一處？若這份手稿是王佩璋的筆跡，那豈不是很有歷史價值？記者為此走訪了有關(guān)專家。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劉世德不僅是著名的紅學家，也是王佩璋當年同一辦公室的同事，他熟知王佩璋的工作狀況，也了解其寫作習慣和筆跡，在看到這份文稿時，他立刻給出了幾條非常明確的鑒定意見：

1）此乃偽托之作。

2）從筆跡看，顯然不是出于王的手筆。

3）王在報刊上發(fā)表過文章，其底稿無用毛筆書寫者。

4）王是1953年大學畢業(yè)的青年學生。第一，她寫稿用的是簡體字，而不是繁體字；第二，她寫稿用的是文學所的專用稿紙，而不會是這種信紙；第三，她寫文章用的是新式標點；第四，她不可能用朱墨修改文章。

5）作偽者似不知王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大學生，或者是不知曉那個年代的年輕人的寫作習慣，或者是根本不知曉王的年齡。

而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所長孫玉明看到抄件之后，也說：“這肯定是假的，那個年代誰會公然用帶‘民國’字樣的稿紙寫稿呢？”

看來，這是一份假文物。當記者把專家的鑒定意見告訴在拍賣會上買下了這份手稿的張偉時，他的態(tài)度卻相當豁達：“沒有關(guān)系，我很感慨的是，因為這份東西，讓我這樣一個與紅學全無關(guān)系的人，竟然接觸到那段歷史，了解到其中人物的命運，這在過去我們都是完全不知道的！”

文物造假者的動機和目的固然可鄙，然而這份不光彩的偽件，卻不期然地為我們撞開了一道歷史之門，五十多年前的人物和事件在浮塵中閃現(xiàn)，令人注目，也引人唏噓：王佩璋是誰？著名學者俞平伯的文章為什么由她代筆？她的命運如何？她是怎樣在歷史的關(guān)鍵時刻出場又是怎樣消失的？

這一切，讓我們無法輕易錯過已經(jīng)打開的時光之門。

■一篇批評文章，激發(fā)了“兩個小人物”挑戰(zhàn)權(quán)威的熱情

“她的桌子在我的桌子前頭，在她的椅子背后有一摞跟我的桌子一般高的、她校點的《紅樓夢》的稿子。”劉世德至今仍清晰地記得王佩璋當年在辦公室里的樣子。

1953年，王佩璋從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yè)，分配到社科院文學所。據(jù)文學所的老黨委書記、90多歲高齡的王平凡介紹，王佩璋剛到就被副所長何其芳安排做了俞平伯的助手。俞平伯當時的科研項目是《紅樓夢》前八十回的勘校整理，王佩璋便承擔了大量具體而繁瑣的基礎(chǔ)工作。

在劉世德的記憶中，王佩璋是一位有才華的年輕學者，她能將《紅樓夢》倒背如流，對紅學研究頗有心得，對古典詩詞極為熟悉，發(fā)表過一些學術(shù)文章，水準不錯。

1955年劉世德到文學所工作的時候，震動全國的紅學大批判已經(jīng)過去。他說辦公室里的年輕人一起聊天時，王佩璋每每會提及那一年的討論，說那是自己經(jīng)歷的“黃金時代”。那年的討論會，參加者皆為著名的專家、學者，年輕的王佩璋常常被邀請與這些名人平起平坐，令她備感興奮。她常常會聊起座談會后和這些重要人物在萃華樓這樣的地方吃飯的情景。

那一年，是王佩璋生命的高峰，也是她滑向悲劇命運的起點。

“一個棋子。”孫玉明這樣感嘆王佩璋的命運。在《紅學：1954》中，他詳細地寫下了王佩璋被時代大潮裹挾至浪尖的偶然與必然：

1953年底，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建國后第一個《紅樓夢》排印本，正在協(xié)助俞平伯進行《紅樓夢》研究的王佩璋，敏銳地發(fā)現(xiàn)了其中的一些問題，立刻投稿《光明日報》對此校本進行批評�！豆饷魅請蟆穼⒏寮�轉(zhuǎn)給作家出版社，這家權(quán)威出版社不僅對王佩璋“表示感謝”，還邀請其“協(xié)助”工作。雙方的文章于3月15日發(fā)表于《光明日報》后，激發(fā)了“兩個小人物”向權(quán)威挑戰(zhàn)的熱情——當時年輕的李希凡和藍翎看到以后，決意寫文章向大學者俞平伯商榷《紅樓夢》研究的問題，批評的對象便是發(fā)表于1954年3月初的《紅樓夢簡論》。他們哪里知道，啟發(fā)他們挑戰(zhàn)權(quán)威的王佩璋是俞平伯的助手，而俞平伯寫作與發(fā)表《紅樓夢簡論》的曲折過程，與王佩璋為其捉刀代筆后來的幾篇文章也不無關(guān)系。